“河洛文化”這一概念，是在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初由洛陽學術界首先提出來的。首倡伊始，并不曾對這一概念作出較為準確、較為完備的闡述和解釋。在此后的２０多年中，隨著河洛文化研究的深入和廣泛展開，學術界不少研究者從不同角度，不同側面解釋和闡述這一概念，不僅對河洛文化的理解更豐富、更深刻，而且也在逐步形成較為一致的理解和共識。很顯然，準確理解和表述“河洛文化”這個概念，應該是保證河洛文化研究沿著正確方向順利進行的前提之一。
河洛文化是一支歷史悠久、獨立起源、自行發展、自成體系的強勢文化，有一個漫長的產生、形成、發展、繁榮的過程，有它自己的發展階段。
一、河洛文化的概念
為了較為準確地解讀和表述“河洛文化”這一概念，首先我們要看一看學術界關于“文化”這一概念是如何解讀和表述的。１９５２年，美國人類學者克羅伯與克魯克洪合著的《文化：關于概念和定義的探討》一書出版，書中列出了從１８７１年到１９５１年的８０年內，關于文化的定義達１６１種之多；１９７１年英國學者愛德華·伯內特·泰勒在《原始文化》一書中稱：“（文化）是人類在自身的歷史經驗中創造的‘包羅萬象的復合體’。”英國學者馬林諾夫斯基在《文化論》一書中稱：“文化是指那一群傳統的器物，貨幣，技術，思想，習慣及價值而言的，這個概念實包容著及調節著一切社會科學。”
中國學者對于“文化”這一概念也作出了多種不同的解讀。趙金昭主編的《洛陽文化與洛陽經濟》一書，在引述了韋氏英語大辭典關于“文化”一詞的三個方面的解釋，以及我國古代“文化”一詞的含義后稱：“從以上這些解釋可以看出，文化一詞意義首先來源于人類社會的生產活動，體現一種人與自然的生產性過程，它包括著生產、創造、教化和交流等具體歷史性觀念化或物質化的內涵。因此，廣義來講，文化是指人類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作為物質形態的文化、是具體的、歷史的。作為精神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作用于一定的政治和經濟。”“把文化作為對象，研究其產生、發展及其相關規律的科學，構成文化學。”①
田青剛在《論中華文化及其在國家統一中的紐帶作用》一文中稱：“文化是一種社會歷史現象，關于文化的定義有數百種之多，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來界定‘文化’：文化是人類創造的一切成果；文化是人類的能力；文化屬于精神現象，是民族精神的表現；文化是人的行為及其構成總和，等等；其中，英國著名的文化人類學家泰勒的觀點為大多數學者所認同。他說文化‘是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社會成員所獲得能力、習慣等在內的復合體。’”
中國學者對“文化”這一概念的不同解釋，薛瑞澤、許智銀在《河洛文化研究》一書中概括說：“目前，關于文化的構成有四種觀點：一是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二是物質、制度、精神；三是物質、制度、風俗習慣、思想與價值；四是物質、社會關系、精神、藝術、語言符號、風俗習慣等。”
一般說來，關于“文化”這一概念，可以從廣義、狹義兩種不同的層面和內涵來理解：廣義上的文化，是指人類社會創造的所有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的總和；狹義上的文化，是指人類社會的意識形態，即思想、精神層面的內容，以及與意識形態相適應的有關制度等。此外在很多情況下，“文化”也泛指一般的知識等。
通過以上對“文化”這一概念的梳理和認識，我們就可以較為準確、較為完備的解釋和表述“河洛文化”了。即所謂河洛文化，從廣義層面來理解，它是指在河洛地區人類社會創造的所有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的總和；從狹義層面來理解，它是指河洛地區人類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有關制度等。簡言之，所謂河洛文化，就是孕育、誕生、發展、繁榮、傳承于河洛地區的一種地域文化。
在研究河洛文化的過程中，大約由于研究者對“文化”這一概念的理解認識不同，故出現了對“河洛文化”多種多樣不盡相同、甚至差別甚大的解釋和表述。
朱紹侯先生在《河洛文化與河洛人、客家人》一文中說：河洛文化博大精深，“應是產生于河洛地區的，包括原始社會的彩陶文化（仰韶文化）和河南黑陶文化以及神秘而代表河洛人智慧的《河圖》、《洛書》；應包括夏商周三代的史官文化，及集夏商周文化大成的周公制禮作樂的禮樂制度；還應包括綜合儒、道、法、兵、農、陰陽五行各家學說而形成的漢代經學、魏晉玄學、宋明理學以及與儒道思想互相融合的佛教文化等等，以上各種文化的總合就是河洛文化”。
戴逸先生在《關于河洛文化的四個問題》一文中認為：“河洛文化就是指產生在河洛地區的區域性的文化。”
李先登、楊英先生在《再論河洛文化在中國古代文明起源與初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一文中稱：“河洛文化是中國古代的一種區域性文化，狹義指以洛陽為中心的黃河中游伊洛地區的文化，廣義指以河南為中心的中原文化”；“河洛文化指的是中國古代河洛地區的文化。”
陳昌遠先生在《先秦河洛歷史地理與河洛文化歷史地位考察》一文中指出：“河洛文化，應指河洛地區所統轄這塊地方的一切傳統文化。”
韓忠厚先生在《試論河洛文化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一文中認為：“河洛文化是產生于河洛地區的中國古代的傳統文化，是華夏文明——黃河文化搖籃的核心與象征。”
王化昆先生在《略論河洛文化發展的幾個階段》一文中稱：“河洛文化，是指河洛地區先民在生產勞動中創造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總和。”
張新斌先生在《河洛文化若干問題的討論與思考》一文中稱：“我們認為河洛文化的本質是地域文化”，“就是產生發展于河洛這塊土地上一切文化現象，它包括有物質的、精神的、制度的各個層面。”“就廣義的文化概念而言，人類在這塊土地上的一切發明創造、風俗習慣都可以貫之于這個地域的文化”，“河洛文化是存在于古今的河洛地區的人們所創造的文化”；狹義的河洛文化，可以特指“夏代以來到北宋之間”這一時段。
薛瑞澤先生《河洛文化的概念問題》一文中對河洛文化的定義是：河洛文化是河洛地區所存在的一切社會現象，是河洛地區社會化的過程及其結果。即其一，河洛地區物質文明的形成及流變；其二，河洛地區精神文化的發揚及光大；其三，河洛地區制度文化的形成與傳播對于中國歷史也曾發生過巨大的推動作用；其四，河洛地區風俗作為中國封建社會首善之區的風俗之一，對全國各地的影響是深遠的；其五，河洛地區還產生過對后世影響巨大、彪炳史冊的思想家和藝術家。
程有為先生在《河洛文化概論》一書中稱：“河洛文化博大精深，內涵十分豐富。它可以分為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及制度文化三個部分，精神文化則包括思想學術、宗教信仰、文學、藝術、科學技術、教育與民風民俗等。”
２００６年２月２４日，在中國河洛文化研究會成立大會上，全國政協副主席羅豪才發表了《弘揚傳統文化，推進文化創新》的講話，關于河洛文化他是這樣表述的：“河洛文化是以洛陽為中心的古代黃河和洛水交匯地區的物質與精神文化的總和，是中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和主流。”對“河洛文化”概念的這種表述，在河洛文化研究中是比較有代表性的。
以上所引關于河洛文化概念的各種理解和表述，不僅顯示出大家對河洛文化熱愛和關注，而且都是有道理的，在幫助人們認識理解河洛文化上，都在不同程度、不同側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二、河洛文化的發展階段
關于河洛文化的起訖時間和發展階段，我們的界定是：河洛文化誕生于史前裴李崗文化或更早；形成于夏商周三代；發展于漢魏晉南北朝；鼎盛于隋唐北宋；宋以后開始轉型或中衰；新中國成立之后進入復興期。
誕生期。裴李崗文化是迄今所知河洛地區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距今大約８０００－７０００年。當時的經濟以農業為主，仍從事漁獵和采集。
繼承裴李崗等文化的仰韶文化，距今７０００－５０００年。當時的人們過著定居生活，以農業生產為主，仍兼營采集和漁獵。
河南龍山文化，上承廟底溝二期文化（仰韶文化向龍山文化的過渡期，時間約公元前２９００－前２８００年），下接二里頭文化（距今約４６００～４０００年左右），已處于原始社會解體時期。
裴李崗文化、仰韶文化、河南龍山文化，三皇、五帝的神話傳說，河圖、洛書的傳說等，都是河洛文化最初的源頭。
形成期。司馬遷說：“昔三代之君（居），皆在河洛之間”（《史記·封禪書》）其中夏代當公元前２０７０－前１６００年，由禹至桀，計１４代１７王，共４７０年。位于古洛陽地區的登封王城崗遺址，先后曾發掘出兩座小城、一座大城，有研究者認為小城為“禹都陽城”，或大城是“夏建國后禹所都的陽城”。偃師二里頭遺址，是目前可以確認的中國最早的都城遺址，是太康、仲康、桀等夏王所居的夏都斟鄩。商代當公元前１６００－前１０４６年，由湯至紂，計１７代３１王，共５５４年。位于今偃師市境內的商都西亳，為商湯開國所都之地，計有湯、大丁、外丙、仲壬、大甲、沃丁、大庚、小甲、雍己、大戊等１０位商王居此，歷時大約２００年左右。此外還有位于河洛地區或河洛文化圈內的鄭州商城（一般認為是仲丁遷隞的隞都）、安陽殷墟（一般認為是盤庚遷殷的都城）。周，包括西周、東周二個時期。西周實行鎬京宗周、洛邑成周兩都制，至少有成王、康王、昭王、穆王曾居洛邑成周城（亦稱東都）。東周當公元前７７０－前２５６年，由平王至赧王，計２５王，共５１５年。東周前期，周王居王城（今洛陽市王城公園一帶），后期居成周城（漢魏洛陽故城一帶）。
夏商周三代，河洛地區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交通的中心。“夏代已經創造出中國古代真正的最早文字”，中國古代青銅冶鑄業也己“真正出現”②；河洛地區率先實現了由原始公社制向奴隸制的轉變，出現了最早的國家、都城，形成了相應的社會制度、國家制度、都城制度等等；在我國傳統文化中占有主導地位的史官文化，在這里誕生并逐步完備；西周初年，周公在洛邑制禮作樂，集夏商周文化之大成，創立了一整套完備的典章制度。禮制是中國文明的特點之一，禮樂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之一，對中國歷史、中國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制禮作樂的完成也標志著儒家學說的創立；春秋時，東周王室的守藏室之史老子撰《道德經》五千言，開創道家學說；法家的先驅者子產、鄧析，法家的創立者李悝、申不害，法家集大成者韓非等都長期生活、活動在河洛地區。加之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最古老的散文集《尚書》的面世等。以上這些，都和原始社會的考古學文化、神話傳說等有了重大的、質的差別，標志著的河洛文化的形成。
發展期。漢，包括西漢、東漢。西漢初都洛陽，后遷長安，以洛陽為河南郡治。袁祖亮先生在《略述絲路沿線的人口分布與人口遷移》一文中指出，西漢時洛陽人口較長安多八萬，表明當時洛陽的經濟、文化繁榮絕不遜于長安。東漢、三國魏、西晉、北魏皆曾建都洛陽，洛陽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交通的中心。
自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開始興盛。武帝置五經博士，有博士弟子５０人；所謂五經，即指儒學的《詩》《書》《禮》《易》《春秋》五部經典。而所謂經學，就是闡述儒家經典之學。由西漢末期開始的今、古文經學之爭，至東漢時，在洛陽呈現出了空前的熱潮，先后在光武帝時、章帝時、桓靈之際發生過三次大的論爭，最后古文經學集大成者鄭玄的“鄭學”成為此后經學的主流。
洛陽太學是當時講授儒經、著書立說、抒發己見、相互詰難的重要場聽，這里集中了一大批著名學者，太學生最多時達到三萬余人。熹平四年（１７５年）刻立的熹平百經，是歷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經本。曹魏、西晉建立后，均曾重興太學。
東漢永平十一年（６８年）在洛陽創立的白馬寺，是我國第一所官辦寺院，是當時翻譯佛經、傳播佛教、進行佛事活動的中心，佛教文化開始在我國正式傳播。經過曹魏、西晉時發展，至北魏時，出現了我國佛教的第一次高潮，當時的洛陽，“金剎與靈臺比高，廣殿共阿房等壯”，洛陽號稱“佛國”，城內外有佛寺多達１３６７所！
道教產生于東漢時期，推老子為教祖，尊稱太上老君。以《道德經》、《太平經》為主要經典，以長生成仙為最高理想，以太清玄元、太上老君為主神。沛國豐縣（今江蘇）人張道陵曾就讀洛陽太學，后入嵩山“隱齋九年”，漢順帝漢安元年（１４２年），攜弟子在蜀郡鶴鳴山（今四川）創五斗米道；瑯玡人于吉曾于曲陽泉上得神書１７０卷，即《太平清領書》，后稱《太平經》。它繼承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老子》４２章）的思想，闡述宇宙萬物生成，又提出一套解決社會危機的“太平世道”理想，還闡述了長生久壽的理論及各種實踐的方術，將神、仙、人列入等級分明的體系。于吉弟子宮崇曾到洛陽，向漢順帝呈上于吉所得《太平清領書》，但未被采用。后由張角以《太平經》為理論基礎創立太平道。靈帝時，張角派馬元義在洛陽一帶發展太平道，并在漢靈帝中平元年（１８４年）發動黃巾起義。五斗米道、太平道，作為早期道教的組織形式，他們的出現，標志著道教的正式形成。
玄學是魏晉時期在洛陽出現的一種哲學思潮，以老莊思想糅合儒學經義，以“無”為宇宙萬物的本體。西晉時達到鼎盛，甚至超過了原來的經學，成為當時的主流思潮。
此外，這一時期的史學如班固《漢書》、陳壽《三國志》等，文字學如許慎《說文解字》，文學如建安文學、正始文學、太康文學等，科技如張衡“三儀”及天文著作《靈憲》、蔡倫“蔡侯紙”，馬均指南車、龍骨水車、水轉百戲、改進織綾機等，都取得了重要成就。早在史前起源、三代時期形成的河洛文化，在這一時期得到了重大的發展。
鼎盛期。隋代初都長安。開皇元年（５８１年），于洛陽置東京尚書省；次年置河南道行臺省。大業元年（６０５年），隋煬帝“詔尚書令楊素、納言楊達、將作大將宇文愷營建東京，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實之”（《隋書·煬帝紀》），遷都洛陽。唐高祖李淵定都長安。武德四年（６２１年）置洛州總管府，轄洛州、鄭州、谷州、熊州等９州；貞觀元年（６２７年），分全國為１０道，洛陽屬河南道；貞觀四年，以洛陽為洛陽宮；顯慶二年（６５７年）以洛陽為東都；武則天光宅元年（６８４年），改東都為神都；天授元年（６９０年），武則天稱帝，改唐為周，以神都為都；神龍元年（７０５年），中宗復唐國號，改神都為東都；天寶元年（７４２年），玄宗改東都為東京。自天復元年（９０４年）起，昭宗、哀帝都洛，至開平元年（９０７年）唐亡。五代十國時期，后梁、后唐、后晉均曾建都洛陽；顯德四年（９６０年）北宋建立，以開封為都，稱東京，洛陽為西京。由隋至北宋五百年間，河洛地區地處首都或陪都的歷史地位，經濟、文化都取得了重大成就，河洛文化也進入到了它的鼎盛期。
隋唐時期是中國佛教史上的黃金時代，玄奘、神秀、法藏等大批高僧的湧現，大量佛籍的譯出，眾多宗派的形成，眾多佛寺的繁榮，龍門石窟的大規模雕造等，標志著河洛地區佛教的輝煌。隋唐道教，道徒眾多，經籍繁富，盛況空前。嵩山道士潘誕、潘師正、劉道合，祖籍河洛地區、后曾居王屋山的司馬承禎，都曾長時期在河洛地區弘揚道法，傳播道教。唐代以老子為皇室先祖，以道先佛后為序，追封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在邙山修上清宮，以《道德經》為“上經”，“貢舉人皆需兼通”，對道教的發展發揮了促進作用。洛陽人程顥、程頣，繼承周敦頣、邵雍的哲學觀點，又融合佛、道內容，創立了一套系統地代表儒家思想的哲學理論。他們長期在河洛地區授學傳道，其學說，后世稱為“洛學”或“伊洛理學”。“讀《伊洛淵源錄》等書可知，宋學即理學、道學的學風，其形成是在稱作洛學的二程兄弟，后來隨著國家形勢的變遷，道脈南傳，終至朱子而集大成，在學術文化方面的影響非常深遠。”③理學是兩宋三百余年及其以后中國社會的理論基礎，對中國歷史、社會、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二程、周敦頣、張載、邵雍被朱熹列為理學學派的創始人，稱為“北宋五子”。
佛學、道教、理學之外，文學方面的唐詩宋詞、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史學方面李延壽的《南史》、《北史》，歐陽修的《新唐書》、《新五代史》，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歐陽修的《集古錄》、趙明誠的《金石錄》；藝術方面，龍門石窟的雕塑，唐三彩的出現和繁榮，吳道子等的繪畫，宋代的畫院；科技方面，僧人一行制造渾天儀、測量子午線長度、主持編制《大衍歷》，蘇頌的天文鐘“水運儀象臺”及著作《新儀象法要》，醫學家巢元方主持編輯《諸病源候論》，張文仲撰《療風氣諸方》、《隋身備急方》，指南針、雕板印刷、活字印刷、火藥、火器的發明和使用，以上這些，標志著河洛文化的鼎盛和輝煌。
轉型期。南宋遷都臨安（今杭州），元、清、明遷都北京，河洛地區失去了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地位，河洛文化也開始轉型或走向下坡路。
復興期。新中國成立后，隨著經濟、文化建設的發展，河洛地區、河洛文化的往昔輝煌、歷史地位和作用，逐漸引起人們的重視和關注。自１９８９年起，相繼在洛陽舉辦了三屆河洛文化國際研討會。２００４年，河洛文化研究領導小組在鄭州召開第一次會議，同年河南省河洛文化研究中心在河南省社科院舉行揭牌儀式，２００６年中國河洛文化研究會在北京成立。從２００４年起，連續舉辦了第四至第十屆河洛文化國際研討會，不但對河洛文化進行了廣泛、深入的探索研究，也在逐步創建具有時代特色的新時代的河洛文化，并創立新的學科“河洛學”，河洛文化進入了它的復興期。
關于河洛文化的起訖時間和分期，也是河洛文化研究中備受關注的基本問題之一，目前學術界的觀點并不完全一致。
王化昆在《略論河洛文化的幾個發展階段》一文中稱：“河洛文化經過了產生、發展、鼎盛、衰落、復興幾個重要階段”，并指出：在第一階段，即原始社會階段，河洛文化經歷了數十萬年的漫長發展歷程，也得到了長足發展。但這一時期的文化與現在所謂的“文化”概念還有相當大的差距，河洛文化也僅僅是處于產生時期的低水平階段；發展階段“大致從夏商周到秦漢魏晉南北朝”；鼎盛期為“隋唐宋時期”；衰落期為金、元、明、清、民國時期；新中國成立后為復興時期。
張得水、趙唯唯在《河洛文化的源頭及早期發展》一文中認為：河洛地區的史前文化是河洛文化的源頭，裴李崗文化、仰韶文化、河南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環環相扣，自成序列。夏商周三代為河洛文化的形成期，主要標志是：一、禮樂制度的確立；二、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的確立。在漢唐時期步入洛河文化的繁榮期。
李玉潔在《河洛文化芻論》一文中將河洛文化分為“典型河洛文化”和“后期河洛文化”。典型河洛文化則指先秦時期的河洛文化；后期河洛文化則指東漢至唐朝的封建國家的正統文化，亦即帝王文化。
許順湛在《河洛文化與黃河文明》一文中認為：“黃河文明經歷了形成期、發展期和興盛期三個階段”，“形成期大體在公元前４０００年至公元前２０００年之間，前后經歷了兩千年之久”，“發展期是它的升華階段；從時代來說主要是夏商周三代。在歷經約兩千年的王國文明時代，黃河文明不斷走向輝煌”，“黃河文明的興盛期，是進入封建帝國文明的歷史階段，自秦漢開始直至北宋，一千多年來，河洛地區一直處于核心地位，帝都文化推動著全國科學文化大踏步地前進。”
朱紹侯在《河洛文化研究之展望》一文中認為：“夏商周是河洛文化的源頭，漢唐是河洛文化的鼎盛期，北宋是河洛文化發展的頂峰；并由此衰落不去。”
薛瑞澤、許智銀在《河洛文化研究》一書中認為：河洛文化的濫觴期，是指河洛文化起源的歷史時期，屬于中國歷史上的上古時代，“相當于考古學意義上的舊、新石器時代”；河洛文化的形成期“指河洛文化由原始社會進入有階級、有國家的文明社會的歷史時期”，“以夏商周三代為代表的奴隸制國家的發展歷史，在一定意義上說就是河洛文化進一步形成的歷史”；河洛文化的發展時期為“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河洛文化的繁榮時期為隋唐時期；河洛文化的持續發展期為唐未五代；北宋一朝河洛文化“尚處于發展期”；北宋以后河洛文化處于衰落時期；到了近現代，“實現新形勢下河洛文化的復興已經不是一句空話”。
程有為在《河洛文化概論》一書中認為：史前原始社會是河洛文化的濫觴期；夏商西周三代是形成期；春秋戰國至魏晉南北朝是發展期；隋唐至北宋是興盛期；金元明清是衰落期。“河洛文化是一種傳統文化，它僅限于古代，截止于清末。”
張新斌在《河洛文化若干問題的討論與思考》一文中認為：“河洛文化是存在于古今的河洛地區的人們所創造的文化”，“包括河圖洛書在內的史前文化為河洛文化的初始期；夏商夏三代為河洛文化的形成期；秦漢魏晉為河洛文化的發展期；隋唐北宋為河洛文化的鼎盛期；元明清為河洛文化的中衰期；現當代為河洛文化的復興期。”
從以上所引關于河洛文化起訖時間及發展階段的不同結論中，可以看出：雖然其中有一些結論的差別比較大、甚至是質的區別；但更多的則是細微的、或語言表述的不同。這些看法，均可以作為研究、了解河洛文化發展沿變的參考。
①《洛陽文化與洛陽經濟》第３頁，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②李先登、楊英《再論河洛文化在中國古代文明起源與初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根在河洛》第２２頁。
③李學勤《河洛文化與漢民族散論·序》，陳義初主編，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河洛文化論衡》徐金星郭紹林扈耕田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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