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樂文化是我國古代國家和社會的結構性的制度規定，是上層建筑中具有法律意義的成分，一直主導著國家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習俗。周公在洛陽制禮作樂，使得禮樂文化粲然大備，為后來孔子創建儒家學說提供了基本資料，指示了基本思路，夯實了堅固基礎。儒家學說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和主干，中華民族得以以自己獨特的面貌做派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追根溯源，周公最早發揮著作用。
一、周公在洛陽制禮作樂
周公姓姬名旦，是公元前十一世紀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他是周文王的第四子，周武王的同母弟。他受封的采邑“周”（今陜西岐山縣東北），是周太王古公亶父創業的根據地，故被稱為周公、周公旦。周武王滅掉商朝，兩年后病倒，又過兩年去世。武王子周成王年幼，一說武王傳位于周公，周公繼任為王，一說周公攝政當國。周公當政七年，成王長大成人，周公還政于他，自己退居二線。
西周有鎬京、成周兩個都城，鎬京在今陜西西安市西南，成周即今河南洛陽市。周公是在哪個都城制禮作樂的？
西漢伏勝說：“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后營洛以觀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諸侯率其群黨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后敢作禮樂。”又說：“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又說：“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①《禮記·明堂位》說：“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成王。”②《尚書·洛誥》說：周公攝政第七年十二月“戊辰，王（成王）在新邑”。③
營建雒邑（洛陽）為成周，是周武王的戰略部署。武王去世后，周公負責勘測、規劃，主持修建城垣、宮室。在雒邑建造的宮室，有太廟（周室先祖廟）、宗宮（周文王廟）、考宮（周武王廟）、路寢（周成王居所）、明堂（布政大廳）。周公營建雒邑，始于他攝政的第五年，第六年制禮作樂，第七年成周建成，周公迎成王來到洛陽，還政于成王，于是“成王定鼎于郟鄏（洛陽）”。④可見周公制禮作樂，是最終在洛陽完成的。
二、禮樂文化
周公制禮作樂的內容，《左傳·文公十八年》的記載稍微具體一些，說：“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奸。主藏之名，賴奸之用，為大兇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⑤這是說周公制定《周禮》，認為一個人的言行舉止是否符合禮儀的原則，是判定其道德操守好壞的標準；以道德操守來處理事情；以處理事情的業績來計算功勞；以功勞大小來決定獲取報酬的多寡。他制作《誓命》，認為踐踏禮儀原則的就是賊，藏匿賊的就是窩主；竊取財物的就是盜，偷竊寶器的就是奸。有窩主的名聲，利用奸人偷盜的寶器，這是大兇德。國家設有刑律，對這種罪人一向不予赦免，這在《九刑》中有所記載，要牢記不忘。
西周的禮制保存在《周禮》、《儀禮》、《禮記》三部書中，號稱《三禮》。《周禮》、《儀禮》托名為周公所作，其實成書于戰國時期。《禮記》是西漢人依據先秦舊籍編定的。《三禮》既然成書于周公之后，自然有很多周公以后的內容，但周公建立起“周禮”的基本框架，《三禮》是“周禮”的發展和發揮，更加具體化、細致化，同周公制定的“周禮”并非截然不同。孔子說：“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又說：“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⑥因此，從繼承、發展的關系考慮，可參考《三禮》來窺測周公的制禮作樂，也可得知周公的制禮作樂，是對夏商兩代禮樂的歸納和總結，更是改造和創新。
總體上說，周禮是指表示等級關系的典章制度和禮儀規定，包括道德的和法律的種種行為規范形式、典禮儀式，以及表示身份的輿服、旌旗、宮室、器用等制度。周禮有五類：用于祭祀上天鬼神的“吉禮”，用于邦國喪葬的“兇禮”，用于朝聘往來的“賓禮”，用于和諧邦國的“軍禮”，用于飲宴嫁娶的“嘉禮”。戰國人荀子說：“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富貴輕重皆有稱者也。”⑦周禮確定了君臣、父子、夫妻、朋友之間的上下、尊卑、親疏關系，防止超越名分，以維護和穩定社會秩序。與禮樂的實施相配合的是刑法，上引《左傳》即有周公關于“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的言論。西周禮制的原則是：“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⑧禮樂的實施排除了庶人，只實施于周天子和大大小小的貴族內部，這便需要確定貴族的級別和血緣關系，所以君位繼承制、分封制、宗法制等必須明確起來。
王玉哲先生認為周公制禮作樂，首先是制定君位由嫡長子繼承的制度。商朝的君位繼承，大多為兄終弟及制。“一直到周初文王崩，長子伯邑考未立，而傳位于伯邑考之弟武王發，武王崩，不傳位于其子成王誦，而傳位于其弟周公旦。這仍然是沿用兄終弟及的舊傳統。后來周公旦稱王時管叔等反周公，恐怕也是由于管叔是周公旦之兄，假如實行兄終弟及的繼統法，武王崩后，繼位的應是他，而不是周公。他繼位的優先權被剝奪，可能是他發動叛亂的主要原因。周公稱王七年，……平定‘三監’與武庚之亂，鞏固了周王朝的基業。在營東都洛邑之后，一切政事上了軌道，周政權才站穩了腳跟，開創了歷史的新篇章。正是在這個時候，周公卻功成身退，斷然還政于武王的嫡長子成王。從此以后，周的王位便都是由嫡長子繼承，兄終弟及的痕跡不見了。可見周王朝繼統法的改變是從周公以后開始的，所以，金景芳先生說：‘周的嫡長子繼承制是周公的創造。’……嫡長子繼承制推行后，王位由誰繼承完全靠生理上自然的命定。王的兒子雖然很多，但規定必須長子，而且是摘長子，這就是說只有一人有資格繼承王位。這個原則一定，避免了王室貴族間的矛盾，抑止了兄弟的爭執，因而對貴族起到團結的作用，對王朝起到鞏固的作用。”⑨需要強調的是，周公是在洛陽舉辦的還政成王的儀式，君位嫡長子繼承制的確定，是在洛陽完成的。
“分封制是周代特有的政治制度”，“周公是分封制的制定者”。⑩上引伏勝“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云云，指的是周公在協助武王滅掉商朝，繼而平定各地的叛亂之后，以“建侯衛”的方式來安置親屬、功臣和高級別歸順者。諸侯的分封不是同時任命完畢，有的諸侯是周公主持平定三監之亂后，在洛陽分封的。例如周公將三監封地今河南新鄉地區，改封給自己的弟弟康叔，建立衛國。康叔赴任之際，周公在洛陽對他諄諄教導，史官記錄為《康誥》一文。當時國都附近地區叫做王畿，由周王室直接統轄；王畿以外的地區用來分封諸侯國，賦予它們拱衛、屏藩王室統治中心的職責。根據與王室的親疏遠近和封地大小，各封國分為不同的爵位和服等。爵分公侯伯子男五等，以定地位高低；服分甸侯綏要荒五等，以定貢賦輕重。每封一個侯國，周王要發給受封者文告，叫冊命，說明封地的疆界，轄區內的土地和人民數量，以及賜給的下屬官吏、仆役，還有禮器、兵器、車馬、旗服等等，叫做建國。諸侯在封國內握有兵刑錢谷全權，職位世代承襲。他們與周王室保持著臣屬關系，要執行王室的命令，捍衛王室，繳納貢賦，定期朝覲述職。諸侯在封國內有權力和責任封宗室和屬下為卿大夫，授以土地、民眾，其封地稱為采邑。卿大夫再封宗室為士，封地稱為食地。這樣，就建立起王——諸侯——卿大夫——士的寶塔式統治體系。通過層層分封，王、諸侯、卿大夫、士之間嚴格的等級和隸屬關系得以確定，在這個基礎上形成的王權比夏商兩代更為集中，對于鞏固和擴大西周王朝的統治起了積極作用，是我國從方國林立走向專制集權的必要措施。
西周實行宗法制，是貴族等級制同政權等級制相結合的產物，實行于王、諸侯、卿大夫、士內部。宗法制規定了大宗和小宗，確定大宗才有繼承權和主祭權，用來辨別后世子孫的親疏尊卑。大宗和小宗，就是在嫡長子繼承制的前提下，為處理嫡長子及其嫡庶兄弟的關系而設的。周王自稱是上天的元子（長子），因而是天子，代表上天統治人民，既是政治上的共主，又是天下的大宗，其王位由嫡長子繼承，世世代代保持大宗的地位。嫡長子的諸兄弟則受封為諸侯，他們相對于嫡長子而言，是小宗，但在自己的封國內又是大宗，其位也由自己的嫡長子繼承。依此類推，諸侯的諸兄弟封為卿大夫，他們對諸侯而言是小宗，但在其宗族中又是大宗，士則成為小宗。大宗有權約束小宗，對同族有生殺大權。小宗必須服從大宗的調度，承擔各種義務。宗法制只適用于同姓貴族內部。周人同姓不婚，就以婚姻關系聯系異姓貴族。周天子稱同姓諸侯的父輩為伯父叔父，異姓諸侯的父輩為伯舅叔舅。國家如同龐大的家族系統，形成族權和政權的結合。宗法制從表面來看是以血緣為主，實質則是通過血緣關系的親疏來確定財產、權位的繼承權。因此，宗法制既是貴族之間解決財產、權位繼承或分配的一種制度，又是團結同姓貴族和異姓貴族、加強王室和封國聯系的手段。
“禮”和“樂”相提并論，樂配合禮，于人心潛移默化，于社會移風易俗。禮用來區別等級差異，樂用來調理和諧一致，二者相輔相成。因此，各類禮儀活動，必配以相應的樂曲歌舞。《詩經·周頌·武》是周公為慶典活動作的歌詞。唐人孔穎達說：“《武》詩者，奏《大武》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六年之時，象武王伐紂之事，作《大武》之樂，既成而于廟奏之。”歌詞曰：“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后。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筆者譯為：“武王多么偉大英武！煌煌功業，世間所無。文王的文德何等顯著，為后代的發展開辟了道路。武王繼承父業一舉滅商，禁止士兵濫殺無辜。您大功確定，光耀千古！”
周公制定的禮樂，對各級貴族確定坐標，做出約束，防止他們超越名分，從而維護社會秩序。因此，當僭越行為出現時，局外人很自然地感到不安，發出感嘆，予以警告。春秋初期，鄭莊公的弟弟共叔段在其封邑“京”（河南滎陽東南）擴建城邑，規模大大超出禮制的規定。大夫祭仲覺察出他的不軌心跡，對鄭莊公說：“都城（諸侯都邑）過百雉（長三丈、高一丈為一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三）國（國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春秋后期，大夫季氏原本只能在自己的庭院中舉辦“四佾”的舞蹈，即演員八人排列一行，一共四行，但他卻僭越到天子級別的“八佾”，即一共八行。孔子氣憤地說：“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周公制禮作樂，對于西周的穩定、發展和繁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舉不但標志著西周的國家體制走上了正軌，上層建筑得到了初步完善，也標志著我國的早期國家上了一個新臺階。禮樂如此重要，必然成為學校教育的主要內容，與射御書數并稱“六藝”。清人孫詒讓評論說：“粵昔周公，纘文、武之志，光輔成王，宅中作雒，爰述官政，以垂成憲，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備。……其經世大法，咸粹于是。”?
后代王朝時期，無論祭祀、征伐以及其他政治、外交等國家大政，還是人們的起居請安、婚喪嫁娶、親屬交往、師生過從，無不遵循著由周禮發展而來的禮數。而且古代制定刑律，對犯法犯罪的處置，也滲透著周禮區分上下親疏長幼尊卑的精神。自周公制禮作樂以來，中國社會一直等級森嚴，人與人之間缺乏平等關系。禮樂穩定社會的作用，以各種人群安分守己為前提，必然以犧牲絕大多數人的正當利益為代價。
①［西漢］伏勝《尚書大傳》卷四，《四部叢刊》本，上海：商務印書館，１９１９年版。
②［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卷三十一《明堂位》，第１０８８—１０８９頁，北京大學出版社《十三經注疏》本。
③《尚書正義》卷十五《洛誥》，第４９４頁。
④楊伯峻注《春秋左傳注·宣公三年》，第６７１頁，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１年版。
⑤《春秋左傳注·文公十八年》，第６３３—６３５頁。
⑥楊伯峻譯注《論語譯注·為政篇第二》《八佾篇第三》，第２１—２２頁、２８頁，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０年版。
⑦［清］王先謙解《荀子集解》卷六《富國篇第十》，第１７８頁，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８年版。
⑧《禮記正義》卷三《曲禮上》，第９１頁。
⑨王玉哲《中華遠古史》第５４２—５４３頁，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⑩葛志毅《周代分封制度研究》修訂本，第１頁、８２頁，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東漢］毛亨傳、［東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十九（之三），第１５７６—１５７７頁，北京大學出版社《十三經注疏》本。
?《春秋左傳注·隱公元年》，第１１—１２頁。
?《論語譯注·八佾篇第三》，第２３頁
?［清］孫詒讓《周禮正義》卷首《序》，第１頁，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７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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