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漢、曹魏、西晉、北魏先后四代以洛陽為都的330多年里，由于不同的動機、目的、目標，而從當時的國都洛陽出發，沿絲綢之路向西而進行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宗教等活動，曾經發生過多次。
“永平求法”是中國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佛教界多認為這是佛教在我國正式傳播的開始。東漢末年，牟融撰《理惑論》，為我國最早的佛學著作之一。它在上距永平之世100多年后，第一次記載了“永平求法”：
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博問群臣：“此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之曰佛，飛行虛空，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于是上悟，遣使者張騫、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于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藏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時于洛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于其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匝；又于南宮清涼臺及開陽門上作佛像。明帝時，預修造壽陵，陵曰“顯節”，亦于其上作浮圖像。時國豐民寧，遠夷慕義，學者由此而滋。
此外，“永平求法”還見于其他多種文獻中，如《四十二章經》序、袁宏《后漢記》、范曄《后漢書》、王琰《冥祥記》、釋惠皎《高僧傳》、酈道元《水經注》、楊衒之《洛陽伽藍記》、魏收《魏書?釋老志》等等。
曹魏甘露五年（260年），潁川（今河南禹州）人朱士行，在洛陽依羯磨法而登壇受戒，出家為僧，是我國第一位正式受戒的漢族僧人。他又是第一位開始講經的漢族僧人，曾在洛陽講《道行般若經》。朱士行深感漢地舊譯經文過于簡略而不連貫，難于通講，于是誓志捐身，遠求《大品》，在出家的當年，從雍州長安（今西安）出發，西渡流沙，到達于闐（今新疆和田），寫得《大品般若經》梵本九十章六十余萬言，遣弟子弗如檀等送還洛陽，后由居士竺淑蘭、比丘無羅叉等譯為《放光般若經》。朱士行居外23年，在他八十歲高齡時圓寂于于闐。
北魏神龜元年（518年），住在洛陽聞義里的宋云與比丘惠生，受胡太后之詔，出使西域，拜取佛經。《洛陽伽藍記》卷五《城北》詳細的記載，保存了北魏時期絲綢之路沿線一些國家的珍貴資料。宋云、惠生等在正光三年（522年）回到洛陽，取回大乘經典170部，豐富了中國的佛教文化。
當時沿絲綢之路西行而進行的這些活動，盡管規模不同、距離不同、目的地不同、內容不同、方式也不同，但無一例外，都充分體現了當時洛陽和絲綢之路密不可分的關系，體現了洛陽在絲綢之路上獨特而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和作用，也就是說，當時的洛陽城是名副其實的絲綢之路的東方起點。
下面我們簡略敘述一下當時西域各國、各地區沿絲綢之路東來的情況。
自東漢始，中經三國魏、西晉，迄北魏遷都洛陽，西域廣大范圍內的眾多國家和地區，沿絲綢之路東來，“獻方奇”、“納愛質”、“東向而朝天子”，以及從事其他商貿、文化、宗教活動，并從而到達當時的國都洛陽者，可以說是史不絕書。有資料表明，東漢時洛陽一帶生活著不少“西域賈胡”。《后漢書?五行志》說：“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空侯、胡笛、胡舞，京師貴戚競為之。”這也反映出當時洛陽肯定生活著很多胡人，從而才能影響洛陽的社會風尚。
關于曹魏時期西域各國、各地區東來的情況，《三國志》卷三十《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云：“魏興，西域雖不能盡至，然大國龜茲、于闐、康巨、烏孫、疏勒、月氏、鄯善、車師之屬，無歲不奉朝貢，略如漢氏故事。”《烏丸鮮卑東夷傳》裴注還引《魏略?西戎傳》說：“（大秦）常欲通使于中國”，“又常利得中國絲，解以為胡綾，故數與安息諸國交市于海中”。這些“中國絲”的一部分可能由中國人西行帶去，另一部分即應由西域人東來洛陽帶回。
《晉書》卷九十七《四夷傳》云：“武帝太康中，其（焉耆國）王龍安遣子入侍。”“及子會立，襲滅白山，遂據其國。”“會有膽氣籌略，遂霸西胡，蔥嶺以東莫不率服。”同傳又說：“太康六年，武帝遣使楊顥，拜其（大宛國）王藍庾為大宛王。藍庾卒，其子摩之立，遣使貢汗血馬。”“武帝太康中，（大秦國）其王遣使貢獻。”“泰始中，其（康居國）王那鼻遣使上封事，并獻善馬。”另據有關佛籍記載，著名高僧竺法護、佛圖澄都曾在西晉時期來到洛陽。
有關北魏遷洛以后的情況，《魏書》卷一百一十《食貨志》云：“魏德既廣，西域、東夷，貢其珍物，充于王府。又于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貨羽毛齒革之屬，無遠不至，神龜、正光之際，府藏盈溢。”《魏書》卷八《世宗紀》云：“（景明三年）于闐國遣使朝獻。”“是歲，疏勒、罽賓、婆羅捺、烏萇、阿喻陀、羅婆、不侖、陀拔羅、弗波女提、斯羅、噠舍、伏耆奚那太、羅般、烏稽、悉萬斤、朱居般、訶盤陀、撥斤、厭味、朱沴洛、南天竺、持沙那斯頭諸國并遣使朝貢。”“（景明四年）南天竺國獻辟支佛牙。”同卷又記載：“（永平元年二月）勿吉、南天竺并遣使朝獻。”“（三月）斯羅、阿陁、比羅、阿夷弋多、婆那伽、伽師達、于闐諸國并遣使朝獻。”“（七月）高車、契丹、汗畔、罽賓諸國并遣使朝獻。”“是歲高昌國王麹嘉，遣其兄子私署左衛將軍孝亮，奉表來朝，因求內徙，乞師迎接。”“（永平二年正月丁亥）胡密、步就磨、忸密、槃是、悉萬斤、辛豆那、越拔忸諸國，并遣使朝獻。壬辰，嚈噠、薄知國遣使來朝，貢白象一。乙未，高昌國遣使朝貢。”“（三月）磨豆羅、阿曜社蘇突闐、地伏羅諸國，并遣使朝獻。”“（八月）高昌、勿吉、庫莫奚諸國，并遣使朝獻。”“（十二月）疊伏羅、弗菩提、朝陁咤、波羅諸國，并遣使朝獻。”同書《肅宗紀》云：“（熙平元年二月）吐谷渾、宕昌、鄧至諸國，并遣使朝貢。”“（四月）高昌、陰平國，并遣使朝獻。”“（五月）吐谷渾遣使朝獻。”“（七月）高昌國遣使朝獻。”“（八月）宕昌國遣使朝貢。”該卷又說：“（神龜元年二月）嚈噠、高麗、勿吉、吐谷渾、宕昌、疏勒、久末陀、末久半諸國，并遣使朝獻。”“（三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四月）舍摩國遣使朝獻。”“（五月）高麗、高車、高昌諸國，并遣使朝貢。”“（七月）戊戌，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丁未，波斯、疏勒、烏萇、龜茲諸國，并遣使朝獻。”“（神龜二年二月）吐谷渾、宕昌國并遣使朝貢。”“（四月）嚈噠國遣使朝貢。”
《洛陽伽藍記》卷四《城西》記法云寺說：“西域烏場國胡沙門曇摩羅所立也，在寶光寺西，隔墻并門。”“摩羅聰慧利根，學窮釋氏。至中國，即曉魏言及隸書。”“作祗洹寺一所，工制甚精，佛殿僧房，皆為胡飾。”“京師沙門好胡法者，皆就摩羅受持之。”“西域所赍舍利骨及佛牙經像皆在此寺。”該書卷三《城南》還記載說：永橋南，道東有白象、獅子二坊。“白象者，永平二年，乾陀羅國胡王所獻。皆設五采屏風，七寶坐床，容數人，常養于乘黃曹，象常壞屋毀墻，走出于外，逢樹即拔，遇墻亦倒。百姓警怖，奔走交馳，胡太后遂徙象于此坊。”“獅子者，波斯國胡王所獻也……普泰元年，廣陵王即位，詔曰：禽獸囚之，則違其性，宜放還山林。獅子亦令送歸本國。送獅子者以波斯道遠，不可送達，遂在路殺獅子而返。有司糾劾，罪以違旨論。廣陵王曰：豈以獅子而罪人也，遂赦之。”
當時的洛陽，既是中國使節、商人、僧人等沿“絲綢之路”西行最主要的出發地，也是西方各國、各地沿“絲綢之路”東來的最主要的目的地。故《后漢書?西域傳》、《晉書?四夷傳》等在介紹西域諸國時，凡記載距離里程的，皆以洛陽為起點，如《西域傳》記疏勒國“去洛陽萬三百里”，莎車國（今新疆莎車一帶）“去洛陽萬九百五十里”，于闐國“去洛陽萬一千七百里”，大月氏國“去洛陽萬六千三百七十里”，安息國“去洛陽二萬五千里”等。據朱紹侯先生統計，《后漢書?西域傳》列專條介紹西域諸國的共23國，其中有明確里程記載的13國，其起點無不始自洛陽。朱先生還指出，不僅《后漢書》，而且較《后漢書》成書早50余年的《后漢紀》，作者袁宏在記載西域諸國里程時，也是以洛陽為起點計算的，如“鄯善治驩泥城，去洛陽七千一百里”，“焉耆治河南城，去洛陽八千二百里”，“大月氏國治藍氏城，去洛陽萬六千三百七十里”，“西域之遠者安息國也，去洛陽二萬五千里”。
洛陽作為著名的國際大都會，在東漢、三國魏、西晉、北魏（遷洛之后）時期，對生活在這里的西域人都有很好的安置。例如在東漢時，廣陽門（洛陽城西垣三門之南數第一門）外有胡桃宮，另有蠻夷認置邸以居的“蠻夷邸”。北魏時，特在洛陽城南、洛水永橋以南、伊洛之間，御道東設四夷館：一曰金陵，二曰燕然，三曰扶桑，四曰崦嵫；御道西設四夷里：一曰歸正，二曰歸德，三曰慕化，四曰慕義。當時的安排是：“吳人投國者處金陵館，三年已后，賜宅歸正里。……北夷來附者處燕然館，三年已后，賜宅歸德里。東夷來附者，處扶桑館，三年以后，賜宅慕化里。”當時的情況是“馳命走驛，不絕于時月，商販胡客，日款于塞下”。這些記載，生動地反映了當時西域諸國東來洛陽以及絲綢之路上政治、經貿、文化交往的繁忙景象。（連載之三）
（作者系洛陽絲綢之路與大運河研究會會長 徐金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