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東漢建都洛陽，洛陽代替長安，成為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陸路絲綢之路的東方起點。當時的洛陽又是東漢時地方政權司隸校尉部、河南尹、洛陽縣治所的所在地。司隸校尉部下轄七郡，其首郡為河南尹（郡）。河南尹下轄洛陽、偃師等21縣，大體相當于河洛地區的范圍。
東漢時期，漢與西域之間，曾經經歷了“三絕三通”的曲折過程，但總的來說是“通”的時間多于“絕”的時間。東漢時從敦煌玉門關進入西域的路線，也由西漢時的兩條增加為三條。這三條路線在《三國志》卷三十《魏書?東夷傳》注所引《魏略?西戎傳》有云：“從敦煌玉門關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從玉門關西出，經婼羌轉西，越蔥領，經縣度，入大月氏，為南道。從玉門關西出，發都護井，回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井轉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茲，至蔥領，為中道。從玉門關西北出，經橫坑，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北，到車師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為新道。”新道又稱“北新道”或“徑道”，為東漢時新開辟的一條路線。《后漢書》卷八十八《西域傳》云：“漢世張騫懷致遠之略，班超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愛質，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郵置于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于時月；商胡販客，日款于塞下。”這些記載充分反映了當時絲綢之路上的繁忙景象。
曹魏立國，仍以洛陽為都。同時洛陽又是司州（東漢司隸校尉部改）、河南尹、洛陽縣治所新在地。據《三國志》卷三十《魏書?東夷傳》說：“魏興，西域雖不能盡至，其大國龜茲、于闐、康居、烏孫、疏勒、月氏、鄯善、車師之屬，無歲不奉朝獻，略如漢氏故事。”同書卷二《文帝紀》又說：“黃初三年二月，鄯善、龜茲、于闐王各遣使奉獻，是后西域遂通，置戊已校尉。”這些記載可以大體反映出曹魏時絲綢之路的情況，即“略如漢氏故事”。
據歷史學家朱紹侯先生說，西晉在西域仍設戊已校尉，以保持與絲綢之路上諸國的貢使關系。司馬炎即皇帝位，“設壇于南郊，百僚在位及匈奴南單于、四夷會者數萬人”，在這數萬人之中，肯定也包括西域諸國的使者。
建興四年（316年），西晉亡祚。此后的170多年間，洛陽失去了昔日的輝煌，不再是絲綢之路東端起點。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遷都，洛陽成為北魏都城，同時也是司州、河南尹、洛陽縣治所所在地。絲綢之路東端起點的地位得以恢復。至孝武帝元恪時，絲綢之路商貿及文化交往達到了高潮。
作為陸路絲綢之路的東方起點，漢、魏、晉、北魏洛陽城對絲綢之路的暢通、發展和興盛發揮了重大積極作用。
從20世紀甚至更早的時間以來，在東漢、曹魏、西晉、北魏時期的洛陽城（即漢魏故城）遺址以及當時的墓葬中，出土了不少珍貴的古代文物，其中有一些是和絲綢之路有關的。這些古代的遺跡遺物，無疑是洛陽作為絲綢之路東方起點，并為絲綢之路發展作出過重大貢獻的見證。20世紀20至30年代，在漢魏故城遺址出土了一批殘石經，掀起了收集研究的熱潮。1923年，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派該所古跡古物調查會的馬衡親赴洛陽，于漢魏洛陽故城考察太學遺址、石經出土處，后又數次來洛。當時他曾在洛陽征得四塊弧形石條運回北京，后入藏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考古學室。自1925年以后，這幾塊石條曾受到中外多位學者的關注。1926年，在北京的法國神甫步履仁撰寫《北京國立博物館所藏洛陽閃語碑銘》一文，1961年，英國語言學家亨寧認出石條上的銘文為佉盧文而非希伯來文，當年倫敦大學教授布臘夫發表《中國所出佉盧文碑銘》一文，對銘文進行研究。1989年，林梅村先生對這幾塊條石的發現過程、銘文、歷史背景、東漢洛陽佛寺等作了深入、精到的研究，其結論為許多學者所認可。據林文說，這三塊弧形石條，寬度一樣，約15.24厘米；長度不同，分別為45.72厘米、27.94厘米、20.32厘米；石質一樣，“應屬同一個體”，“石條均呈弧形，步（履仁）氏根據其弧度推算直徑接近1.5米，現存石條約為圓周的五分之一”，“很可能就發現于1924年馬衡考察的漢魏洛陽故城附近” 。“佉盧文表達的則是印歐語系中古印度雅利安語的西北方言，被定名為‘犍陀羅語’。”“石條的特殊形態表明，它們是井闌的一部分。在犍陀羅地區發現過六處佉盧文井闌的題記，內容大同小異。”洛陽佉盧文井闌題記意為：“唯……年……第十（五）15（日），此寺院……順祝四方僧團所有（僧）人皆受重。”“這條題記首次以實物證明，東漢京都洛陽有佛教僧團和寺院，年代約在靈獻之際（179-190年）。”，“洛陽這座佛寺的興建無疑和貴霜人在洛陽的活動有關。”“洛陽出現佉盧文題記不是孤立的現象，敦煌漢長城烽燧遺址、塔里木盆地樓蘭遺址和于闐故地都發現過屬于這一時期的佉盧文材料。”“這就清楚地勾勒出一條從犍陀羅經絲綢之路南道，過河西走廊，至東漢首都洛陽佉盧文入華路線。”“洛陽發現的佉盧文井闌題記與179年數百名貴霜大月氏人流寓洛陽的史實有關。”“這個井闌屬于洛陽貴霜人寺院一個浴堂的附屬設施。”“銘文明確提到了僧團與寺院，豐富了以往對東漢洛陽佛教的貧乏知識。”“該寺院很可能在漢魏洛陽故城西雍門外。”
1931年，在漢魏洛陽故城辟雍遺址發現西晉咸寧四年所立碑石一通，通高3.22米，寬1.10米，厚0.30米。碑首約占碑身1/3，碑額隸書“大晉龍興皇帝三臨辟雍皇太子又再蒞之盛德隆熙之頌”等23字。碑身高2.05米，隸書30行，行56字。1974年又于辟雍遺址發現碑座，后與碑身合為一體。值得注意的是，辟雍碑中有這樣一段話：“戎夏既泰，九域無事，以儒術久替，古典未隆，乃興道教以熙帝載，廓開太學，廣延群生，天下鱗萃，遠方慕訓，東越于海，西至流沙，并時集至，萬有余人。”而且在碑陰所刻的學生名單中，更明確刻有“散生西域朱喬尚建（姓朱名喬字尚建，下同）、散生西域王邁世光、散生西域隗景大卿、散生西域隗元君凱”等，這自然是西晉時期洛陽通過絲綢之路和西域交往的確證。
1965年7月，考古工作者清理發掘了北魏皇族元邵墓。關于該墓的出土遺物，洛陽博物館清理發掘曾有詳細的記載。其中有陶駱駝一件，高24.2厘米，長23.3厘米，“朱繪，雙峰，峰間設鞍，上披長毯，毯上橫置貨袋，袋前后分置扁壺、獸各一”。另有昆侖奴俑（在《洛陽北魏元邵墓》文中稱“童俑”）一件，“長衣俑”二件。其中昆侖奴俑高9.20厘米， 《洛陽市志?文物志》描述說：“蹲坐，左臂橫按兩膝上，右手彎曲抱頭，頭埋于兩臂之間，只見卷發，不見其面。身穿紅色長袍，腳踏長筒靴。”“長衣俑”2件，高15.3厘米，“皆卷發，虬髯，深目高鼻，穿紅色圓領大衣，長袴”。顯然這幾件陶俑均為西域胡人形象。
1985年秋，洛陽市文物工作隊在漢魏故城西北約3公里、孟津縣三十里鋪村東北約1.5公里、邙山南麓發掘清理了4座墓葬，其中之一為北魏侯掌墓。侯掌墓出土了數十件陶器，十數件陶俑。陶俑之中有4件男胡俑，“形制、大小均基本相同”。元邵墓、侯掌墓出土的身背貨袋、水壺的駱駝，頭發卷曲、深目高鼻、身著長袍的胡俑，十分清楚地向我們傳達了這樣的信息，即當時洛陽一帶，日常生活中人們一定會經常看到這樣的駱駝和西域人，而這些駱駝和西域人一定是沿著絲綢之路長途跋涉抵達洛陽的。
在漢魏洛陽故城，曾先后出土兩件雙翼童子造像。關于這兩件文物，段鵬琦先生曾在《從北魏通西域說到北魏洛陽城——公元五六世紀絲綢之路淺議》 一文中詳作論述，今將主要內容轉錄如下：
這兩個造像，一為采集品，一為科學發掘品，出自太學遺址第二層，即北魏（或北朝）層中。兩者皆銅質，鑄造，大小相若，高不足5厘米，圓雕，男性，裸體，圓腦袋，頭項蓄發如留海，面部稍平，五官畢具，前胸及小腹微凸，以陰線小圓圈表示雙乳及肚臍。雙腿渾圓，膝部微前屈，跣足，雙臂前屈，雙掌合什，上臂外側附以張開的雙翼。全身無紋飾，頸部系一串珠項鏈，背后都有“仙子”二字銘文，系篆書漢字。神態虔誠可愛，儼然就是中國型的小天使。“在我們看來，這仙子二字并不一定帶有否定其為天使的含義，而更可能是小天使們的中國名字。”“在內地他們可能不屬于佛教造像體系，但天使頸部的串珠項鏈表明，在他們身上佛教藝術的影響也是存在的。”
上世紀，在新疆發現有繪有這種雙翼天使藝術形象的壁畫。“新疆、洛陽兩地發現的雙翼天使藝術形象，為我們勾劃了造像題材包括雙翼天使的一種西方宗教沿絲綢之路自西向東傳播的軌跡。”“從當時的歷史環境及文化面貌分析，這種宗教，肯定不是佛教，但也不能說一定就是基督教或基督教的聶斯托利派，它究竟是哪種宗教，仍是一個有待探討的學術問題。”（連載之二）
（作者：洛陽絲綢之路經濟文化研究會會長 徐金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