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儒學逐漸成為中國封建時代文化發展的主流。儒家經典《詩》《書》《易》《禮》《春秋》，成了人們的指導思想。兩漢時期，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之爭，為經學的發展開辟了道路。東漢初期首都洛陽的白虎觀會議，確定了經學的讖緯化程序。東漢中后期，馬融、鄭玄通過注釋儒家經典，融合今古文經學理論，成一家之言，逐漸平息了今古文之爭。
一、孔子“入周問禮”與經學的形成
《史記》卷六十三《老子列傳》記載：“孔子適周，將問禮于老子。”公元前５２６年，孔子認為自己對周禮的認識還不夠系統、深刻，于是決定和南宮敬叔一起到周朝都城洛邑（今河南洛陽）向老子求教。老子在周王朝長期負責圖書管理工作，深諳周禮，他接待了孔子，使孔子受益匪淺。同時，孔子通過對洛邑的參觀，進一步加深了他對周禮的理解。洛邑為周之王都，周室的圖書典籍、廟堂文物，盡薈于此。古人對孔子入周問禮的細節描寫，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西漢劉向描寫道：“孔子之周，觀于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他又引用《詩經》中“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句子，對弟子們說：“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①曹魏王肅描寫道：孔子“至周，問禮于老聃，訪樂于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于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圣，與周所以王也’”。“孔子觀乎明堂，睹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像，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跡于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所以危亡，是猶未有以異于卻走，而欲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②
孔子通過對既有文獻的搜集、鑒別、取舍、編訂、作序、說解，以表達自己的思想認識。他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論《易》理，以“六藝”教學，奠定了經學的思想基礎。
孔子刪《詩》《書》之事，據《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記載：“古者《詩》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王充《論衡·正說》云：“《詩經》舊時亦數千篇，孔子刪去重復，正而存三百篇。”《尚書》為上古的歷史文獻，《尚書緯·璇璣鈴》說孔子曾搜集了三千篇，《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
先秦典籍多有孔子觀覽禮器、考定禮制和實施禮教的記載，現存《儀禮》十七篇以及大、小戴《禮記》，都與孔子正定《禮》經有關系。《樂》本無經文，寓乎《詩》《禮》之中，孔子正樂，主要是審定樂譜。
孟子云：“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③《史記·孔子世家》載：“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于后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后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于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孔子晚年修訂《春秋》，寓正逆是非于史實，遺微言大義于后世。
孔子對《易》有不少解說、評論，這些解說、評論，直接影響了后世的《易》學。《論語·子路》載：“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從孔子引用《易》經《恒》卦九三的爻辭來看，他對《易》不僅精熟，而且十分注重其義理，尤其是孔子“不占而已”的認識，對于后世經學注重《易》義理的探討，有開啟方向的作用。
孔子整理“六經”，為人們提供了了解先王之道的依據，從而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④《詩》《書》《易》《禮》《樂》《春秋》統稱“六經”，構成了孔子學說的完整系統。由于《樂經》一書已佚，這些文獻遂統稱為“五經”。
二、今古文經之爭與白虎觀會議
秦始皇焚書坑儒，儒家經典在社會上基本絕跡。秦朝短暫，其簡單粗暴的文化專制主義政策隨著政權滅亡而消歇。西漢建立后，文化領域開始解凍、復蘇。漢文帝時，一些秦代幸免于難的儒生依靠記憶口頭傳經，受業弟子用當時通行的隸書字體記錄下來，便是所謂“今文經”。漢武帝時期，采納今文經學大師春秋公羊學家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設立五經博士，儒家經典確定為學校教科書，儒學從而獨占鰲頭，定于一尊。但這個儒學，已經不是孔子原始儒學的面貌，而是董仲舒吸收陰陽家、道家思想資料，改造成的新儒學。董仲舒著《春秋繁露》一書，將儒家的天人合一說發展為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他把自然界的“天”塑造成有意志有感情的人格神，把人間的一切都說成是天有目的的安排。天給人間設立了君主，君主代天進行賞罰。人民服從君主就是服從天道，否則就是反對天。但是，天不是為君主而生人民，而是為人民而立君主。君主若胡作非為，天就會以自然災變來警告他，若怙惡不悛，天就要懲罰他，剝奪他的皇位。因此，君主可以無法，但不可以無天。這種君權神授說為加強皇權提供了理論根據和神秘色彩，同時也對皇權作了一定的限制，臣民可以利用自然災變，假借天威，對君主的錯誤行為和朝廷的不當政策提出批評，約束君主勤政務本，促使政策改弦更張。董仲舒還將儒家學說中君臣父子的宗法觀念、等級觀念發展成三綱五常的封建教條。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在這三對范疇中，各自的前者具有權威和權力，后者只能服從，不能反抗。五常即仁義禮智信，是用以調整三綱關系的道德規范。三綱五常又是天的安排，這便從總體上構成政權、族權、夫權、神權。今文經學由于記憶和解說的差異，一經兼有數家。今文經學闡發經書中所謂的微言大義，為現實政治、經濟、法律作論證。今文經學認為，孔子是政治思想家，是“受命”的“素王”，六經皆孔子所作，主張“托古改制”。今文經學風浮泛隨意、繁縟啰嗦、支離破碎，《尚書》博士秦延君解釋“堯典”二字，竟然用了十多萬字。
漢武帝末年，魯恭王拆毀孔子舊房，出土一批為逃避秦代焚書而藏匿下來的經書，是用秦統一前六國的篆書字體抄寫的，由孔子十二世孫孔安國獻給國家。漢成帝時，劉歆受命整理國家藏書，見到這批書，這便是所謂“古文經”。古文經的篇章多出今文經很多，相同的經書行文也有不少差異。古文經學風樸實，著重訓詁詞語，闡釋名物制度。漢哀帝建平元年（前６年），劉歆作《移讓太常博士書》，爭取立古文經傳于學官。但在西漢朝廷中，不僅擔任教職的太常博士們都是今文經學家，就連那些達官顯貴們也是通過學今文經而占據要津的，劉歆的要求自然遭到諸儒博士的強烈反對，古文經學未能取得與今文經學平起平坐的資格，只能在民間流傳。
西漢末年，讖緯作為一種專門學說而出現。所謂“讖”，是用神秘的隱語、預言，作為神靈的意愿，向人們暗示吉兇禍福、治亂興衰的圖書、符箓，因為常附有圖，故稱圖讖。據說秦始皇時盧生入海得圖書，有“亡秦者胡也”字樣，秦始皇大修長城以防備胡族（匈奴）亡秦，結果秦亡于秦二世胡亥，這是關于圖讖的最早記載。所謂“緯”，是與經相對而得名的，是假托神意，解釋儒家經典的書。西漢末年王莽篡奪政權，繼而劉秀稱帝建立東漢，都利用過讖緯愚弄社會。建武中元元年（５６），光武帝劉秀宣布圖讖于天下，正式確立為官方的統治思想。讖緯學說興盛后，儒學生徒要背誦，對策試文要引用，朝廷發布詔令，施政用人，也要引用，讖緯成為法定的經典，凌駕于經學之上。
到了建初四年（７９），楊終向章帝提出召開經學會議的建議。早在西漢甘露三年（前５１年），宣帝鑒于諸經支派眾多，對經義的解釋互有差異，于是在京師長安（陜西西安）未央殿北藏秘書的石渠閣招集諸儒講論五經同異，蕭望之等人如實匯報會議意見，宣帝親臨現場予以裁決，史稱石渠閣奏議。楊終援以為例，建議說：“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后世則。”⑤章帝采納楊終的建議，下詔說：“蓋三代導人，教學為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其后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為去圣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后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戲，其勉之哉！”⑥章帝于是責成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諸生、諸儒在京師洛陽北宮白虎觀（皇家圖書館）開會，討論《五經》同異。可見白虎觀會議的召開，旨在糾正所謂“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對經書的解釋統一口徑，拿出國家審定的標準本子，向全社會頒布。換言之，這次會議是為了以讖緯化的今文經學為依據，建構統治思想體系和社會規范體系。會議由章帝親自主持，五官中郎將魏應秉承皇帝旨意發問，侍中淳于恭代表諸儒作答，章帝親自裁決。與會者還有廣平王劉羨，以及賈逵、丁鴻、楊終、班固、李育、樓望、成封、桓郁、張純、魯恭、召訓、李育、劉羨、趙博等人，或為今文經學家，或為古文經學家。會議持續一個多月，作為會議成果，是由史學家、古文經學家班固將會議記錄整理成書，名為《白虎通德論》，簡稱《白虎通》或《白虎通義》。《白虎通》傳世本共列四十三個專題，囊括宇宙、自然、國家、社會、人倫、爵祿、禮樂、刑律、軍事、祭祀、婚喪、農業、商賈、災異、占卜、宗族、壽命等方方面面的內容。
《白虎通》引用儒家經傳，將《周易》《詩經》《尚書》《春秋》（包括各家的序傳）《禮》《樂》《論語》《孝經》以及各種逸文，雜糅在一起，并同讖緯說法混合在一起，沿著董仲舒《春秋繁露》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路線，予以發揮，把自然秩序和社會秩序緊密結合起來，提出了完整的神學世界觀，完成了儒家經典與讖緯迷信相結合的國家理論旗幟建構進程。
關于天地萬物的起源以及同人倫的關系問題，《白虎通》解釋說：“始起先有太初，然后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混沌相連，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然后判清濁，既分，精曜出布，庶物施生，精者為三光，號者為五行。五行生情性，情性生汁中，汁中生神明，神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接著落腳于緯書的結論：“故《乾鑿度》云：‘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陽唱陰和，男行婦隨也。’”⑦這是說由“太初”之“氣”到“太始”之“形”，再到“太素”之“質”，經過這三個階段，形成了天地、宇宙要素，進而形成世間萬物、男女老少、道德、文章，因而出現秩序，“陽”為主導一方，“陰”為從屬一方，所以應該“陽唱陰和，男行婦隨”。乍看起來，這段文字將物質的“氣”作為“天地之始”的狀態，似乎體現出唯物主義傾向，但后面卻解釋為冥冥之中有一種神秘的力量在操縱，這便落進神學論、唯心論宇宙生成觀的窠臼中了。
《白虎通》運用了《春秋繁露》的類比手法，將當時社會的君臣、父子、夫婦關系，與天地星辰、陰陽五行等自然現象牽強比附，來神化封建秩序和等級制度。《白虎通》指出：“子順父，妻順夫，臣順君，何法？法地順天也。”⑧這是說，在君臣、父子、夫婦這三組范疇中，各自的前者和后者的關系是永恒不變的，前者猶如天，在上為尊，后者猶如地，在下為卑。所以前者永遠是后者的“綱”，后者永遠要服從前者，繞著前者轉，為前者甘愿做出犧牲。《白虎通》還說：“日行遲，月行疾何？君舒臣勞也。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感精符》曰：‘三綱之義，日為君，月為臣也。’”⑨“臣有功，歸功于君，何法？法歸明于日也。”⑩這是說臣子做出成績，應該歸功于帝王，因為帝王是太陽，發出光芒，臣子是月亮，其光芒來自太陽的照射。像月亮繞著太陽運行一樣，帝王理應享受安逸，臣子理應付出辛勞。至于百姓，那便是“君有眾民，何法？法天有眾星也”。?百姓同臣子相比，更是等而次之，猶如天上數不清的星星而已。既然是這樣的格局，維護王朝統治的“三綱”、“五常”、“六紀”，自然是天經地義的法則。《白虎通》說：“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故《含文嘉》曰：‘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又曰：‘敬諸父兄，六紀道行，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何謂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為綱，小者為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為化，若羅綱之有紀綱而萬目張也。”三綱六紀與自然界相比附，“三綱法天、地、人，六紀法六合（東南西北上下）。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伸），歸功天也。父子法地，取象五行轉相生也。夫婦法人，取象人合陰陽，有施化端也”。?由于論述了倫理關系取法于陰陽和天道，于是似乎證明了這些規則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原理。那么，君權、族權、夫權、神權作為束縛人民的四條繩索，以皇帝主持的國家級會議成果形式確定為法典，確定為普世原則。
盡管這樣，《白虎通》并沒有對所有問題都規定標準說法，如“王者不臣”、“王霸”等等條目，對有關解釋都沒有武斷地一刀切，而是匯集著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觀點，供人們思索參考。
總之，《白虎通》系統吸收陰陽五行和讖緯學說，形成今文經學派的主要觀點，肯定了“三綱六紀”，將“君為臣綱”列為三綱之首，使封建綱常倫理系統化、絕對化，使儒家思想進一步神學化，是董仲舒以來神秘主義儒家政治倫理學說的進一步發展。
①［西漢］劉向著、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卷十《敬慎篇》，第２５８頁、２５９頁，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７年版。
②［曹魏］王肅著、王德明等譯注《孔子家語譯注》卷三《觀周第十一》，第１２７頁，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③楊伯峻《孟子譯注·滕文公下》，第１５５頁，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６０年版。
④《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１９３８頁。
⑤［劉宋］范曄《后漢書》卷四十八《楊終傳》，第１５９９頁，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６５年版。
⑥《后漢書》卷三《章帝紀》，第１３７—１３８頁。
⑦［東漢］班固撰、［清］陳立疏證《白虎通疏證》卷九《天地》，第４２１頁，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９４年版。
⑧《白虎通疏證》卷四《五行》，第１９４頁。
⑨《白虎通疏證》卷九《日月》，第４２４頁。
⑩《白虎通疏證》卷四《五行》，第１９５頁。
?《白虎通疏證》卷四《五行》，第１９６頁。
?《白虎通疏證》卷八《三綱六紀》，第３７３—３７５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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