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河洛文化的內涵，從廣義上講，包括在河洛地區創造的所有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的總和；從狹義上講，是指河洛地區人類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有關制度等。根據這本書的編寫原則，主要研究和闡述河洛文化中的意識形態，即精神、思想方面的內容，以及相適應的有關制度等。下面，我們將河洛文化內涵的主要方面作一些概括的介紹。
一、史前考古學文化
史前，一般指文字出現以前。要了解和認識史前時期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考古學是主要的手段和途徑之一。
裴李崗文化是新石器時代早期偏晚的一種文化。早在１９５９年，就在洛陽市下轄的偃師市馬澗溝發現了屬于裴李崗文化典型遺存的石磨盤一套；其遺址則于１９７７年首先發現于河洛地區內的新鄭市裴李崗村。以后，裴李崗文化遺址陸續在古洛陽范圍的偃師、鞏義、登封以及豫西廣大區域內多次發現，如偃師高崖、宮家窯，孟津寨根，新安鹽東，登封雙廟，汝州中山寨、槐樹陰等，證明洛陽及河洛地區是裴李崗文化分布的主要區域。
從發現、發掘的遺址看，裴李崗文化遺物主要是石器和陶器。農作物有粟，飼養豬、狗。工具中以磨制的帶鋸齒石鐮、長條形兩端磨刃的石鏟、近似鞋底形并有四個柱狀足的石磨盤（和石磨棒為一套）最典型。陶器較原始，均為手制，出現了陶塑的人頭、豬頭、羊頭等藝術品。在裴李崗文化晚期的河南舞陽賈湖遺址出土有七孔骨笛，在龜甲及出土的石器、骨器、陶器上有較多的刻劃符號，為探索文字起源提供了寶貴資料。當時的聚居區（村落），一般規模不大。
接下來的仰韶文化，以１９２１年首先發現于古洛陽范圍內的澠池縣城北仰韶村而得名。重要的遺址有：澠池仰韶遺址，洛陽孫旗屯遺址、王灣遺址、矬李遺址、妯娌遺址，陜縣廟底溝遺址，鄭州大河村遺址，安陽后崗遺址，淅川下王崗遺址，以及西安半坡遺址，臨潼姜寨遺址，華縣元君廟遺址等。河洛地區是仰韶文化分布的最主要區域。
仰韶文化的石器以磨制為主，加工較為精細。陶器以紅陶為主，間有少量灰陶，早期多手制，晚期出現了慢輪加工，紋飾有人面紋、動物紋、植物紋、幾何形花紋等。還有制革、紡織、制骨等工藝制作。作物以粟類為主，另有黍、稻等；已開始種植蔬菜，有白菜、芥菜等。家畜家禽有豬、狗、雞等。藝術品有繪畫、陶塑、雕刻等。已發現數十種刻劃符號，或認為是具有文字性質的符號。
龍山文化以１９２８年首先發現于山東省章丘縣龍山鎮而得名。１９３１年，中國考古學家梁思永先生，第一次在河南安陽高樓莊后崗發現了著名的“三疊層”，即下層為仰韶文化遺址，中層為龍山文化遺址，上層為商文化遺址，從而確定了仰韶文化、龍山文化以及商文化的相對年代關系。①
經過幾十年來的考古發掘和研究，還證明過去泛稱的龍山文化，其文化系統和源頭并不單一，故進行了不同的命名，一般分為山東龍山文化、廟底溝二期文化、河南龍山文化、陜西龍山文化、龍山文化陶寺型等。其中廟底溝二期文化，系黃河中游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以１９５６年發掘古洛陽范圍內的陜縣廟底溝遺址（上層）而得名，豫西為主要分布地區，距今有近５０００年左右，既有仰韶文化特征，又有河南龍山文化特征，具有從仰韶文化向河南龍山文化過渡的性質，應屬河南龍山文化的早期。幾年后在洛陽王灣遺址，也發現了由仰韶文化到龍山文化的過渡期。
河洛地區是河南龍山文化的主要分布區域。洛陽王灣遺址（三期）、矬李遺址、孟津小潘溝遺址、臨汝煤山遺址、登封王城崗遺址等都是代表性遺址。
龍山文化的石器較以前進步，生產工具中的帶肩石鏟、石鐮、蚌鐮、帶穿孔的石刀，都是具有特征的器物。陶器以泥質灰陶、夾砂灰陶為主，普遍使用輪制，有少量黑陶和極少數蛋殼黑陶，紅陶甚少見。在河南臨汝煤山遺址甚至發現了煉銅用的坩堝殘片。農業有了發展，收獲量提高，家畜有豬、狗、牛、羊等。出現了骨簪、骨環、蚌飾、牙飾等裝飾品，流行占卜習俗，以豬、牛、羊、鹿等的肩胛骨為卜骨。
二里頭文化，以河南偃師二里頭村而得名。早在１９５２年，已經在古洛陽境內的登封玉村發現了這類文化遺存，但因１９５９年發現的二里頭遺址規模宏大，內涵豐富，最具代表性，故命名為二里頭文化。考古勘查資料表明，在河南省大部、山西南部和陜西東部都分布有二里頭文化，它是我國最早的青銅文化。
位于偃師市的高崖西臺遺址，下層為裴李崗文化，中層為仰韶文化，上層為龍山文化；位于河洛地區的臨汝煤山遺址，其下層為河南龍山文化，中層為二里頭文化，上層為商代文化。這二處考古學遺址，從地層上表明了裴李崗文化、仰韶文化、河南龍山文化和二里頭文化的承襲關系。其中煤山遺址的文化面貌，既有河南龍山文化的特征，又有二里頭文化（一期、二期）的特征，屬于河南龍山文化的晚期。
不少學者認為二里頭文化就是夏文化，二里頭遺址就是夏都斟鄩。河南龍山文化是夏、商、周三代文化的直接源頭。
由裴李崗文化而仰韶文化、而河南龍山文化、而二里頭文化（夏文化），淵源有序，一脈相傳，連綿不斷，顯示出河洛文化從一開始就具有非同尋常的生命力。“仰韶文化的發現和研究，意味著以田野工作為基礎的中國近代考古學的長足發展，并取得積極的成果。如從史前文化到歷史時期的過渡，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和二里頭文化代表著連續發展的中間環節。通過繼承發展的凝聚性和相互交流的多樣性，終于形成以商周文明為核心的主體部分，并導致多民族的統一國家的形成和壯大，這無疑是近代考古學的重要貢獻。”②
二、三皇、五帝的傳說
“三皇”說法頗多，我們采用“燧人氏、伏羲氏、神農氏”一說；“五帝”采用“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一說。三皇五帝均與河洛地區有密切關系，三皇五帝文化，尤其是五帝文化，是河洛文化的源頭和組成部分。
如伏羲氏長期在河洛一帶活動，受河圖以畫八卦，伏羲之女溺死洛水，化為洛神。
再如黃帝。前已提及《國語·晉語四》說：“昔少典娶于有蟲喬氏，生黃帝、炎帝”，而根據《山海經》所記地望，有蟲喬氏應即生活在今洛陽以及孟津、新安、澠池一帶。新安縣境內的青要山，即黃帝密都之所在。
《水經注·洛水》引《地記》云：“洛水東入于中提山間，東流匯于伊是也。昔黃帝之時，天大霧三曰，帝游洛水之上，見大魚，煞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始得圖書。”
《史記》正義曰：“鞏縣有鄩谷水者也。黃帝東巡河，過洛，修壇沉璧，受龍圖于河，龜書于洛。”
除了新鄭市號稱“黃帝故里”外，也有研究者認為“黃帝故里”在洛陽。還有其它說法等。黃帝和以河洛地區為核心的黃河中游地區關系密切，應當是毫無疑問的。
“三皇”、“五帝”在河洛地區的活動，不但有不少古代典籍留有記載，而且還有大量世代相傳的傳說在這一代廣泛流行，許多和傳說相關的遺跡遺物，也為廣大民間所津津樂道。
三、河圖洛書
關于“河圖”“洛書”的古老傳說，也發生在史前時期的河洛地區。
相傳伏羲氏時，有一匹龍馬從黃河浮出，背負“河圖”；還有一只神龜從洛河浮出，背負“洛書”，伏羲依此“圖”和“書”畫作八卦，就是后來《周易》一書的來源。而在《漢書·五行志》中另載有一種出自劉歆的說法，他把神龜貢書定為禹治洪水之時。
西漢經學家孔安國解釋說：“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孔安國還對龍馬負圖而出作了一番描述，說龍馬為天地間的精靈，它的外形非常奇特，在馬身上長有龍鱗，故稱龍馬。這匹龍馬赤文綠色，高八尺五寸，似駱而有翅，踏水不沒。伏羲在位，“龍馬出于孟河”，所謂孟河就是黃河孟津段。
另有記載，這匹龍馬的旋有次序，形數有異別。排行是一、六在后，二、七在前，三、八在左，四、九在右，五、十背中，這就是河圖。
除了伏羲氏時代外，傳說這匹龍馬還有另外幾次負圖而出，軒轅黃帝時，帝堯時，這種神跡都出現過。
近年，有研究者提出“河出圖”的“河”不是黃河，而是活動于河洛地區的古老部族有河氏，“出”是奉上、進獻的意思。意思是有河氏把這個部族創造的有著特殊含義的圖獻給了伏羲氏。這種觀點的意義不在于結論是否成立，而是把河圖請下了神壇。③
洛書與河圖緊密相連，是遠古先民用神秘筮數的奇妙組合，來概括“天人合一”思想的宇宙圖式。
東漢歷史學家班固在《漢書·五行志》中引用經學家劉歆的話說：“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范》是也。”意思是，在禹治水的時候，上天賜給大禹一部洛書，大禹對此作了闡釋，這就是《洪范》。
《洪范》是《尚書》中的一篇，就是國家大法。《尚書·洪范》記述的是周武王滅商后，向賢人箕子問治國之道，箕子向周武王講述了禹的洪范九疇，實際上是九條治國方略，即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九曰享用五福，威用六極。東漢經學家馬融說：“從五行以下至六極，《洛書》文也。”清代學者孫詒讓說：《尚書·洪范》中的“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極六十五字為洛書所出龜書，禹得之以為九疇。”
《洪范》把五行等九章治國大法從一到九一一排列，人們就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這九個數代表這九章大法，這九個數就稱為洛書之數。《大戴禮·明堂》載：“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東漢經學家鄭玄注釋說：“記用九室，謂法龜文也，取此數以明其制也。”后來用白圈和黑點按“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居中央”來排列的洛書圖正由此而來。
今洛陽市孟津縣，原有一條古老的河流，當地稱圖河，全長約２０公里，流過該縣朝陽鎮卦溝村、送莊鄉負圖村、白合鄉上河圖村、下河圖村，至會盟鎮雷河村附近注入黃河。古來相傳，“龍馬負圖”就在黃河、圖河交匯這一帶；今洛寧縣西長水村，立有二方古碑，東西并排，面南而立。西邊一方有研究者稱應為漢魏遺物，正面碑文，僅剩一“洛”字；東邊一方為清代所立，正面為“洛出書處”４個大字。古來相傳，“神龜貢書”即在此洛河段。
四、思想學說
由于地處獨特的地理位置和率先進入文明時代等多種因素，以洛陽為中心的河洛地區就成了中國思想學說產生和形成的淵藪和核心地區。包括河圖河書、儒家學說、道家學說、佛家學說、法家學說，以及與其發展、沿變緊密相關的漢代經學、魏晉玄學、宋明理學等中華民族文化的核心內容，都和河洛地區有深深的淵源關系。
五、史官文化及歷史學
東漢史學家班彪曰：“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后漢書·班彪傳》）。班固說：“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漢書·藝文志》）
在我國，自商代開始，已有了“史官”的設置，甲骨文中所見之“貞人”，“即為某事而貞卜之人，亦即當代之史官也。”④史官在王的左右，掌管祭祀和記事等。西周、東周亦皆置史官，“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禮記·玉藻》），周代的史官制度已經較為完備。
除周王室之外，東周時的各諸侯國也多設有史官，如當時的魯國史稱《春秋》，晉國史稱《乘》，楚國史稱《梼杌》。
在當時，史官是社會文化的代表人物，他們世代承襲，按照一定的“書法”，記載歷史。范文瀾在《中國通史》一書中說：《左傳》中載有五十“凡例”，應該就是史官們共同遵守的“書法”。東周王室的老子，魯國的左丘明等，都是當時的史官。
《尚書》的內容，就是史官所藏的重要典誥，即所謂“言為《尚書》”。如其中的《洪范》篇，據說就是史官所記錄的箕子所言的殷朝政治文化的綱要。“春秋”，本為各國史書的通稱，后在戰國末年，各國史書失傳，惟魯國史書《春秋》保存了下來。魯國的《春秋》，本為魯國歷代史官所記的魯國歷史，稱為《不修春秋》；后經孔子修訂，成為儒家經典的《春秋》。
一般認為，《左傳》是對《春秋》的補允和豐富，為魯國史官左丘明而作；但也有不少研究者認為：《左傳》并非“解經”之作，而是獨立的編年體史書。
章學誠稱“六經皆史”，學術界多宗其說。范文瀾說：“一切有關文化的記載，都歸史官掌握，子孫世代傳習，供少數貴族的咨詢與使用”，“儒家的六經，原來是周史官所藏各種歷史記錄”（《中國通史》）。班固說：“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漢書》）。可見對中國傳統文化影響最大的兩大學說——儒家學說、道家學說，都是由史官文化所升華、所凝合而形成的。
《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是史學史上第一部規模宏大、體制完備的通史，即是由“世為史官”的司馬遷修撰的。
史官制度，自商代、周代誕生、發展、逐步完備并一致流傳下來。在后來的數千年中，史官文化就一直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有統治地位和主導地位，對中國古代文明、中華民族文化、中國歷史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較之世界上許多國家，我國保存有浩翰的古代典籍，有煌煌巨著二十五史，可以說，歷代“史官”發揮了重大作用。
史官文化起源于河洛，由華夏族首先形成和發展起來。
范文瀾先生在《中國通史》一書中說：“史官文化的發育地在黃河流域。”又說：“史官文化在哲學上有兩種來源：一種是夏商相傳的五行論；一種是周朝新創的陰陽論。五行首見于《尚書·洪范篇》，……陰陽首見于《周易》。”
陳昌遠先生在《先秦河洛歷史地理與河洛文化歷史地位考察》一文中說：“西周史官的興起，所記《八誥》，記載了有關周公東征，營建洛邑，封邦建國等重大歷史事件……是周初極為重要的文獻。其中《康誥》、《召誥》、《洛誥》、《多士》、《無逸》等篇，大都與新洛邑有著密切關系，其中有的就是在新洛邑完成后，由史官記其事的。所以西周史官及其史學的興起，也當在洛邑，在中國史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夏商周三代均建都于河洛地區，是當時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水平最高的地區，也是史官制度、史官文化的形成誕生之地。范文瀾《中國通史》稱“史官文化的主要凝合體是儒學（其次是道家學說）”，而儒家學說、道家學說則分別由周公、老子開創于洛陽，這就更進一步說明了史官文化和洛陽、和河洛地區的淵源關系。
至于史學，以洛陽為中心的河洛地區的歷史，可以說和我們偉大民族、偉大祖國的歷史一樣源遠流長，一部河洛史就是一部中華民族史、中國史的縮影。
較之國際、國內的許多其它城市、地區來說，洛陽和河洛地區的歷史顯得異常威武雄壯，波瀾壯闊，許多改變中國歷史航程的重大事件發生在洛陽，許多或驚心動魄、或纏綿曲折的活劇上演在洛陽。與洛陽極其豐富多彩的歷史相適應，這里便涌現出了眾多著名的歷史學家，誕生了許多堪稱經典的史學著作。《尚書》中的許多篇章誕生于洛陽，司馬遷在洛陽受命寫《史記》，班氏兄妹洛陽著《漢書》，陳壽在洛陽撰《三國志》，司馬光在洛陽完成《資治通鑒》等，便是其中最光輝的代表。
六、文學藝術
河洛文學藝術是河洛文化中絢麗多彩的組成部分。河洛地區是中國文學的發祥地，《尚書》開中國散文作品之先，《詩經》是第一部詩歌總集。《尚書》中的少篇目，《詩經》中的不少詩作．代表著河洛文學的最初成就。西漢時洛陽人虞初著《周說》，被譽為小說的開山之作。漢代辭賦，建安文學，漢魏文章，唐詩宋詞，成就了河洛文學的輝煌。河洛地區是我國民族藝術的重要發祥地，河洛藝術源遠流長，多彩多姿，諸如音樂、舞蹈、書法、繪畫、雕塑、曲藝等，都在中國傳統藝術殿堂中構成了最為光彩奪目的篇章。在論及洛陽文學藝術的特點時，《洛陽文化與洛陽經濟》
⑤一書曾經指出了五個方面，即洛陽文藝“具有歷史性”、“具有中華民族的民族風格”、“具有濃厚的地方特色”、“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具有巨大的穿透性和活躍性”。
七、科學技術
從非常久遠的年代開始，聰明智慧的河洛人就有了許多發明創造，如舊石器時代的石器，新石器時代的陶器等。二里頭夏都斟鄩出土的青銅器，是迄今最早的一批青銅器，夏代的杜康則在洛陽發明了釀酒。夏商之后，河洛地區涌現出眾多的科學家、發明家，他們的成就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創造，譜寫了中國科技史的光輝篇章。如東漢太史令張衡創制渾天儀、地動儀，東漢宦者蔡倫創制“蔡侯紙”，王景主持治理黃河；魏晉時的發明家、任給事中的馬鈞創制龍骨水車、水轉百戲，劉徽注《九章算術》，太醫令王叔和著《脈經》，西晉司空裴秀創制《制圖六體》；隋代開鑿大運河，唐代一行在河洛地區測子午線，唐三彩的燒制，宋代洛陽牡丹的栽植培育，元代郭守敬在河南府登封縣修建觀星臺等。
八、教育
文化教育密不可分，河洛教育是傳播、弘揚河洛文化的重要途徑和手段，尊師重教是河洛人自古以來的優良傳統和社會風尚。偃師二里頭夏都斟鄩，有研究者認為已有最早的“廟堂式大學”；東漢洛陽太學，是世界上有跡可尋的最早的國立大學和研究生院；東漢鴻都門學，是世界上最早的高等專科藝術學校；西晉在太學之外，首設國子學；隋代煬帝設國子監，成為國家教育管理機構，又設進士科，首創科舉取士之制；唐代時，武則天首創殿試，設武舉；開元十二年（７２４年），在洛陽建麗正書院；宋時西京洛陽有嵩陽書院等，可以說都具有開一代之風的作用。
九、制度文化
奴隸制是人類歷史上首次出現的人剝削人的制度，以奴隸主占有生產資料和生產者（即奴隸）為社會制度的基礎。在當時，這種制度曾經促使社會生產力和社會文化大大發展，較之原始公社制大為進步，是一種很先進的制度。如前所述，學術界一般認為，由夏代開始，中國進入奴隸社會。就是說，在中國，人類社會這一偉大的社會制度變革，是在河洛地區最先實現，而后遍及全國的。
封建制度是人類歷史上第二個剝削制度，以封建地主占有土地、剝削農民為社會制度的基礎。它較之奴隸制是一種更為先進的社會制度。中國何時進入封建制，學術界爭論頗多。但從春秋到戰國，各國地主階級政權陸續建立，一家一戶為單位的個體小農生產成為社會的經濟基礎，封建制最終確立，這種說法得到史學界眾多研究者的認可。我們知道，雖然有“春秋五霸”、“戰國七雄”等強大的“地方勢力”，但駐在洛陽的“周天子”畢竟還是“天下共主”，所以在封建制度代替奴隸制這一錯綜復雜、斗爭激烈的過程中，必然會和洛陽、河洛地區有這樣那樣多層面、多途徑的連系。
“河洛地區制度文化的形成與傳播，對于中國歷史也曾發生過巨大的推動作用”，“從大的方面來講，中國歷史上的兩次大的社會制度的變革，即奴隸制的確立和封建制取代奴隸制，都與洛陽有著難以割舍的關系。從小的方面來說，比如，均田制的推行，漕運制的確立等都與河洛地區緊密相連。”（薛瑞澤：《河洛文化的概念問題》）
十、民俗文化
以洛陽為中心的河洛地區，以河洛地區為核心的中原大地，是我們的先民、傳說中三皇五帝時期的眾多氏族、部落生活、活動的主要地區。還由于這一帶奴隸制最早取代原始公社制，在以后的長時期里，又是我國境內各地區、各民族以至境外不少地區、國家、民族交往的中心，這就決定了河洛地區的民風民俗，必然會具有榜樣、楷模、表率及示范作用，從而對周邊及其它地區甚至境外產生深遠的影響。同時各地的風俗時尚也會傳流到河洛地區，而被有選擇的、程度不同的吸納和接受。
河洛地區的民風民俗，在漫長的時期內逐漸形成、演變，反映在廣大人民群眾一年四季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內容極為豐富多彩。如農業、手工業、商業等經濟活動，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節日慶典，集會結社，人生禮儀，婚喪嫁娶，信仰崇拜，鄰里鄉親，游戲娛樂，民間工藝等，無處不在，無時不有，和廣大民眾的生活水乳交融。
河洛民俗文化既受不同時期政治、經濟等發展變化的影響，又具有相對的獨立性，能夠多側面、多角度的反映各個時期的社會歷史現實。民諺說：“百里不同風，十里不同俗”，河洛民俗有自己的地方特色，“士向詩書，民習禮儀，務正立業，有周、召遺風”（《宋史·表》），“洛陽古多士，風俗猶爾雅”（蘇東坡《司馬君實獨樂園》）。河洛民俗特有的先導性、正統性、開放性等，是和洛陽獨特的歷史地位、河洛文化獨有的特征和優勢相吻合的，但它同時也在更多方面體現了我們民族共同的風俗時尚。
十一、姓氏文化
由于河洛地區以及河洛文化圈（即河南省）在華夏族、漢族、中華民族形成過程中的獨特地位和重大作用，它自然而然地成為了中華姓氏最重要的起源地。趙保佑、劉翔南先生曾有以下的初步統計資料：中國自古至今出現過２２０００多個姓氏（現在仍在使用的至少有３５００多個），其中起源于河南省的約占三分之二。在當今人口最多的３００個大姓（人口１６萬以上的姓氏）中，源于河南省或主支起源于河南省的有１６７姓。在宋代啟蒙讀物《百家姓》收錄的數百個姓中，后人標注其郡望在河南省境域的達１１５姓，居全國之冠。洛陽地處中原腹地，也是中華眾多姓氏的主要發源地。經初步查證，歷史上發源于洛陽及所轄市、縣的姓氏達１８０多個，居河南省各市首位。⑥
偃師市地處伊洛河兩岸，為洛陽市下轄九縣（市）之一。據《偃師姓氏源流》⑦一書提供的數字說：在偃師市現用的姓氏中，源出偃師、或姓中一支源出偃師的１１７個姓；另有９４個姓源出偃師市，今在偃師市已消失不存，兩項合計，單是源于偃師市的姓氏多達２１１個。
按照最新的排序，人口最多的前五個姓分別是王、李、張、劉、陳。據統計，這五個姓的人口共計３．５億多。這五大姓或全部源于河南省，或姓中一支、二支源于河南省。
還要提及的是，北魏孝文帝在洛陽實行漢化政策，推進鮮卑姓氏改為漢族姓氏，也是研究河洛姓氏文化的主要內容之一。
北魏太和十九年（４９４年）孝文帝正式遷都洛陽，太和二十年（４９６年）正月，孝文帝詔令鮮卑族的１１８個姓氏統統改為漢姓，共改得１１４姓。如達奚氏改姓奚，紇奚氏改姓嵇，獨孤氏改姓劉，賀樓氏改姓樓，勿忸于氏改姓于，丘穆陵氏改姓穆，步六孤氏改姓陸，賀賴氏改姓賀，尉遲氏改姓尉，乙海氏改姓孫，叱李氏改姓李，萬俟氏改性萬，伊婁氏改姓伊……。其中穆、陸、賀、劉、樓、于、嵇、尉八姓最貴。至于皇族拓跋氏，孝文帝下詔說，北人謂土為拓，后為跋。魏之先出于黃帝，以土德王，故為拓跋氏。夫土者，黃中之色，萬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他率先作出榜樣，把自己的名字改為元宏。
孝文帝的這一政策，使華夏姓氏重要發源地的洛陽又獲得了大量新的姓源，洛陽、河洛地區遂成為更多姓氏的起源地或起源地之一，這對中華姓氏的演變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為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河洛文化增添了精彩篇章。
十二、園林、花卉及牡丹文化
“天下名園重洛陽”。商周時期，河洛地區已經萌生了園林的雛形，呂不韋所建洛陽南宮，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的園林；秦漢以降，東漢洛陽的西園、畢圭苑、濯龍園，魏晉的華林園、金谷園，北魏的華林園，隋唐時期的西苑、上陽宮、綠野堂、平泉莊，宋代的富鄭公園、趙韓王園、仁豐園、獨樂園、湖園等，都堪稱為中國園林史上的經典之作，對于研究中國園林史、園林文化和園林藝術有重大價值。
歷史上，河洛地區的花師、花工和廣大勞動人民，曾經培育出了不少名貴花卉，牡丹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代表。洛陽是中國牡丹園圃栽植的發祥地，是中國乃至世界范圍內最早的牡丹栽植中心。據記載，洛陽牡丹人工栽植始于隋，繁榮于唐，甲天下于宋。宋代著名文家歐陽修，曾撰有《洛陽牡丹記》一文，他在文中對全國各地的牡丹作了對比，然后得出了“是洛陽者為天下之第一也”的結論。他還有詩句曰“洛陽地脈花最宜，牡丹尤為天下奇”。于是，“洛陽牡丹甲天下”從此流傳海內外，故牡丹也稱京花、洛花、洛陽花等。
①梁思永《后崗發掘小記》，《安陽發掘報告》第四期，１９３３年６月。
②安志敏《仰韶村和仰韶文化——紀念仰韶文化發現８０周年》，《中原文物》２００１年第５期。
③參見鄭貞富《河圖洛書源于圖騰論》，韋娜主編《河洛文化論叢》第三輯第８０頁，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④金毓黻《中國史學史》第２５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⑤趙金昭主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⑥趙保佑、劉翔南《洛陽姓氏文化資源亟待開發》，《河洛史志》２００５年第３期。
⑦王西明、高獻中、康仙舟主編《偃師姓氏源流》，北京：中國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河洛文化論衡》徐金星郭紹林扈耕田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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